如此如彼

3개월 전

枪击美国总统里根的凶手,以精神疾病的理由被法院判定无罪;无意中毁损金正日画像的朝鲜人,多半性命难保。这或许不是什么东西方的差别,而是制度的差异。但同样在君主制度下,一个西方君主很可能无权侵占平民邻居的财产,而一个中国皇帝对其治下子民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,又该如何解释呢?评定东西方文明的优劣,肯定不是简单的事情,此处不论。但东西方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差异,我们无论如何超脱都无法视而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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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此王非彼王
我记得小时候看民间古装戏,每当该皇帝出场的时候,只听到有声音从幕后传出,就是不见皇帝现身,不禁十分诧异。长大一点后才明白,皇帝是玉体龙身,岂能随便在小民面前露脸?即使不懂这一层,皇帝的威严无比,在任何方面都不同于普通人,则是每个老百姓几乎本能地知道的。

现在,如果有人告诉你:某个欧洲国王,一辈子都在与普通士兵一起冲锋陷阵、摸爬滚打,那么,你多半会嘲笑这位国王成何体统,或者干脆不承认天下有这种事。恰恰就有这样的国王,他就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二(1682—1718)。听听这个国王的故事也许不无益处,这会让你知道:天底下还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国王。

查理十二是瑞典瓦薩王朝的第十位国王,15岁时(1697年)即位,其活动年代大约相当于清朝的康熙晚期。查理十二大概是上天打发他下来专门征讨厮杀的,终身都与战争结缘;从18岁率军出征开始,就几乎不再下过战马,一生上阵参战无数,直至36岁战死疆场为止。查理的故事都与战争有关,个个精彩,今略选片段如下。

1700年11月,也就是查理初率军队出征5个月之后,他率8000 人赶往增援被8万俄军包围的纳尔瓦要塞。人困马乏的8000瑞典人刚一到达,查理立即命令进攻。一位将领劝告他:这非常危险!查理的回答是:“怎么?你对我能够率领8000人踩着8万俄罗斯人的身体走过去表示怀疑吗?”他亲自跃马扬鞭冲入敌阵。坐骑被杀后,他又轻捷地跳上另一匹战马继续战斗,直至打败俄军。然后,他全数遣返了数万被俘的俄兵,只是扣留了投降的军官,将他们的刀剑发还,且发给每人一定生活费。在俄军眼中,查理更像一个中世纪骑士。

1703年,查理与波兰国王交战,波兰军队得到萨克森军队的支援。查理与利文将军徒步逼近敌阵侦察。国王着装简朴,而利文则穿着镶金色饰带的制服,后者正好成为敌军的射击目标。查理竟想以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将军,只是,他们还在争执时,将军不幸中弹身亡。

1708年,查理率军与彼得大帝的军队交战,经历了他最得意的战役。他亲率步兵卫队,涉水渡河,然后跨上战马。此时,一个年轻贵族受伤不能行走;查理命令他爬上自己的坐骑,本人则徒步指挥。

伏尔泰这样记录着查理十二的日常起居:他早上4时起床,自己单独穿衣,滴酒不沾,用餐只一刻钟;平时每天骑马三次,每天操练军队,除了让欧洲心惊胆战之外,别无兴趣。行军时,他总习惯于走在卫队前面,领先两三百步,策马飞奔,绝尘而去。

一度让整个欧洲发抖的这位国王,最终还是败给俄罗斯的冰天雪地——这是每个进攻俄罗斯的人的劫数。1709年冬季,查理的军队困在俄罗斯的雪原上,几乎弹尽粮绝,士气低落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一个士兵将一块发霉的黑面包送给查理。查理毫不动容,竟当场全部吃下,然后冷冷地说:“这块面包不好吃,但还是能吃啊。”也是祸不单行,查理在外出侦察途中被子弹击中踵骨。他忍着钻心剧痛,让军医给他做手术,命令军医“你只管大胆切!”那形态颇似中国的关云长。只是,这是一位国王啊。

这样的国王,你能从中国历代君主中找出一个来吗?

此官非彼官

中国人怕官——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——已是定论,没有什么难为情的。古代官吏出行,由写着“肃静”的巨大牌子开路,如狼似虎的公人大声吆喝,谁能不怕?天真的人会立即纠正:那是旧时代的事了,今天的官员哪能这样!你错了。今天的官员更威风十倍!为官员护驾的长长车队,岂是古人的大轿可比!

不过,在今天的欧美,可能是另一番景象。

辞职前是英国第一号官儿的卡梅伦,据说还是贵族出身,却未曾学会摆威风。不知是否是媒体有意寒怆他,拍下了他独自乘地铁、无人让坐而歪靠车厢边的囧态。在“巴拿马文件”的风头上,不像中国官员一样受到国家保护的西方官员,有如惊弓之鸟。卡梅伦就因父亲可能存钱于巴拿马、自己得了遗产而受牵连,就为这样屁大一点事,忙不迭公开致歉,想必让中国官员笑掉大牙。

施罗德是前德国总理,官当得有声有色,但就是太穷酸,日子过得极不轻松。再婚的他,得负担一大堆孩子,又不可能有什么外快,更不可能有任何人进贡,光靠他那份工资竟入不敷出。出行时遵规矩不能与家人一起乘坐公车,又嫌租车太贵,常常自驾私车,那还能讲什么总理的脸面。如此撑到退职,才有机会去俄罗斯打工养家,好歹解除了困境。

佩尔蒂尼任意大利总统时,并无实权,但名义上毕竟是第一号大官。只是,他就没一点官架子,每天步行去总统府上班;不太可能有多少人陪他步行,更没那种前呼后拥的排场。在中国官员看来,这已经惨不忍睹了。

今天,全世界的官员——除了极少数例外——最大的贱相就是拼命讨好老百姓,不惜刻意降低身段,以致无所不用其极。其缘由不过是,老百姓手握官员们的命门:选票。如果恰好碰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,我不相信默克尔竟敢不和他握手。至于默克尔心中对于乞丐是否有真情实义,那是另一个问题。对老百姓永无止境的讨好,想必让西方官员不胜其烦;他们唯一的解脱之道,就是自己成为老百姓!要不,就到中国做官去:中国老百姓恰恰是百般讨好官员!

此民非彼民

如果是当老百姓,难道不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吗?其实不然。至少,一个最表面的、似乎微不足道的差别是:在绝大多数国家,老百姓是公民;而在我们这里,多时以来公民就是一个敏感词了。不过,更重要的差别还是在其他方面。

老百姓当然也可能冒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念头:到太平洋上去购买一块弹丸之地当国王;在国会大厦前慷慨陈词痛批当朝首相;打出旗号成立政党;竞选州长或者总统……。不过,这些都不是一般人的愿望。普通老百姓对于生活通常只有一些很平常的要求。是否有做平常事情的权利,恰恰体现出不同国度的区别。

以下愿望似乎合情合理、甚至是卑微的:

自由选择居住地;能够畅通无阻地在任何城市购房、置产,除非手中空空;能够在任何地方谋生、创业,除非身无长技。

自由选择接受初等教育之地,除非不具备居住条件;自由选择学校接受高等教育,除非学业水准达不到学校要求。

自由阅读任何合法出版物;自由观看任何合法的影视作品;自由购置或者欣赏任何未经法律禁止的艺术品。

自由表达思考所得的任何想法,除非它触犯法律或者伤害他人。

自由思考所感兴趣的任何问题;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研究课题;谋求发表自己的任何研究成果,除非涉及保密之类的禁令。

自由评论或者批评任何人物、物质或精神作品、制度设施等等。

所有这些,都远离忤逆乱伦、伤风败俗、行凶作恶、寻衅滋事、杀人越货、伤天害理,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容。这些,正是属于所谓“基本人权”的东西,它们得到联合国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等文件的确认。如果某个国家能够保证其老百姓具有这些权利,那么,它就对人类文明尽到了最起码的责任。

幸而,任何法治国家——无论如何弱小卑微——都能毫不犹豫地做到这一点。然而,那些非法治或者伪法治国家却做不到、或者不屑于做到这些。这样一来,全世界的老百姓就分成了两类:被保障基本人权者与其他人。这就有了“此民非彼民”之说。

“此民”与“彼民”的区别,真的有那样重要吗?最好是请一位见证人来评说,他叫巫宁坤,一个先后经历了“此民”与“彼民”之境遇的人。

巫宁坤,1920年生于扬州,曾留学芝加哥大学,主修英美文学。他当时思想左倾,1951年应召归国,首先任教于燕京大学,然后转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。反右时,他被划为“极右份子”,被开除公职,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农场。文革中,巫宁坤被关进“牛棚”;然后,于1970年全家流放到安徽农村,受尽羞辱与折磨。直到1979年“右派改正”之后,他才返回国际关系学院,任英文系教授。

巫宁坤退休后赴美国定居,开始他的第二个人生。在美国,他写了英文回忆录《A single tear》,中文版名《一滴泪》。书中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,轰动了西方世界。

在美国时,巫宁坤与诺奖得主李政道交谊甚深。巫宁坤在1951年启程归国时,曾问为他送别的李政道:“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?”李笑答:“我不愿让人洗脑。”当时,巫宁坤不明白洗脑有什么可怕。近30年之后,他在北京见到了作为贵宾回国讲学的李政道,只是匆匆交谈,来不及叙旧。这次重见让巫宁坤回想往事,不禁感慨系之。他想,若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归国,而自己留美,今日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?看来真“此民非彼民”啊。

此国非彼国

不同的王、官、民判然有别,是如何造成的呢?

实际上,这许多“不同”,不过是一个“不同”,即国家的不同派生出来的。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不同的国家,其区别简单说来就是:其中一类由国王、官员管住老百姓;另一类则是由老百姓管住官员乃至国家首脑。这样的两类国家,其区别之大,自不待言,当然是“此国非彼国”也。

要说明上述区别,最好是取两个“本是同根生”的两个国家作为例子。恰好我们的旁边就有一对:朝鲜与韩国。

朝韩两国差别之大,是任何地球人都知道的。仅仅是GDP总量的40倍差距,就足以骇人了。不过,此处关注点不在GDP,而是涉及官、民的问题。

朝鲜老百姓当然有很多权利:佩戴领袖像章的权利、哭灵的权利、演阿里郎的权利等等,但没有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、自由上网的权利、用手机的权利……。或许,老百姓最在乎的还是不挨饿的权利。那些仅仅因想吃饱饭而逃亡境外的人,被抓回之后不被枪毙就算幸运了。韩国老百姓当然不存在这些问题,但因此却张狂得过了头:他们以自己的牛气冲天的广场行动,将几乎每个下任总统送进了监狱。

朝鲜的官员并不令人羡慕,尤其是遭炮决、犬决、机枪决的众多倒霉官员。不过,在其权力未被剥夺时,官员们的威风还是够让他们自我欣赏的。一个普遍饥饿的国家,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特权,尤其是取得食物的特权;而官员们恰好拥有这种特权。当然,还有许多其他特权:住在城市尤其是首都的特权、占有异性的特权、拥有奢侈品的特权……。韩国官员不可能有这些特权,也未必要这些特权,他们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,拥有足可让朝鲜官民皆羡慕的东西。如果他们还不知足,想要更多的东西,就得小心检察厅的人了。

朝鲜的领袖已经成了太阳神,享受到唯有埃及法老才可能有的待遇,只是以水晶棺代替了金字塔。金太阳一言九鼎,生杀予夺,全在他的一句话。张成泽贵为“皇亲”,位至“首席大臣”,几乎在转瞬之间,就命丧黄泉了。韩国总统不仅在权力上远不及金太阳,实际上,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他们再无能,也将一个当初比朝鲜更贫穷的国家,打造成GDP全球第11位的富国(1916)。但几乎一个个在退位后进了牢房,让全世界都看花了眼睛,不知就里。人们实在拿不准:究竟要赞赏韩国的法制健全、赏罚分明、有罪必究,还是要可怜韩国历届总统功罪不明呢?成就了韩国辉煌的那些人,就不能得到毁了朝鲜的金家人所得美誉的十分之一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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