撒钱外交

3개월 전

在当今世界上,身为大国,如果在国际上总是一毛不拔,恐怕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;如果即使自己的子民嗷嗷待哺,也全然不顾,将自家仅存的一点余钱剩米都送给友邦,那么,包括受惠者在内的国际社会,恐怕都会窃窃发笑。可见,在对外撒钱这一点上,两个极端都属奇葩。任何不失理性的政治家,肯定会作某种中道的选择。那么,成功的大国外交该如何选择那个中道的“度”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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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葩施主

乐于做施主,当然是好品性。只是如果施主当得太慷慨,就会使史家著史时难以下笔。而恰恰我们见过的某些施主,其慷慨度已属史无前例,史家只好沉默无言了,以致一般的史书上都没了记载。不过可以相信,下面的事实还是由来有自,并非子虚乌有。

当慷慨施主的故事甚多,最精彩者要算“花钱买仇人”的故事。

第一号受施者就是那个“鲜血凝成的友谊”的朝鲜。三年朝鲜战争付出了那样大的生命代价,花费多少银子就无颜提及了。问题是,就是在1953年之后,那个无底洞还是永远填不满。就在三年大饥荒的最困难时期,中国以无息贷款支援朝鲜29个成套项目。周恩来对来访的朝鲜副相表示:贷款“能还就还,不能还也可以延期,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,等后代还也可以”。1962年,朝鲜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,恰于此时在河北有两个厂即将投产,竟就将其全套设备拆迁给了朝鲜!1972年,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。没有这项援助,朝鲜哪能活下来?

结果呢?老百姓用最直白的俗语评价道:“养了一只白眼狼”!

第二号受施者就是那个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越南。1971年,给越南无偿援助7笔共36亿;1972年签约的无偿援助28亿;1973年25亿……至1978年,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。不要以为数字并不惊人,折成今天的价值,恐怕要在后面再加两个零!1976年,中国外汇储备仅区区5.8亿美元;但为“供越南机动使用”,一次就赠予了几亿美元!

结果呢?众所周知,这就是在1979年换来了“血染的风采”!

1954—1976年间,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超过100亿。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并不惊人,须知阿尔巴尼亚不过200万人。阿开口从来都是几十亿,中国总是有求必应。帮阿建成纺织厂后,阿不产棉花,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!生产的布做成的衣服卖不出去,中国又包买下。援到这种份上,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例。1969年李先念访阿,陪同的总理谢胡与他谈了6小时,全在说要求援助。李先念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还,谢胡说“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”,真是遇着好施主了。因为给阿尔巴尼亚的东西实在太多,根本没法用完,阿不得不挖空心思挥霍。例如,阿以用不完的钢筋水泥,建了1万多座烈士纪念碑;还修了50万个碉堡!后来这些碉堡都成了农民的猪圈。

由来有自

我们的头头为什么这样乐于做慷慨施主,可以说出许多理由。一个不太受注意、实际上颇带基本性的理由是:基因如此!这意味着,这已经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痼疾了。

但问题仍然存在: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做施主呢?难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比谁都阔气吗?显然不是这样,因为最慷慨的时候往往是穷得没裤子穿的时候。

或许,上述问题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千古谜题,没办法几句话说清楚。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,或许还能洞悉其中的某些秘密。

关键之点是:慷慨布施根本不是一种无私行为,它有绝对明确的利己动机!

那么究竟图什么呢?所图者可是一种宝物,在别人未必很值钱,在中国绝对有无上的价值,它的大名叫面子。中国人之看重面子,甚至视面子如生命,是举世皆知的。如果你能给我面子,而面子很昂贵,我当然愿意用很多钱和你交换。可见,给钱换面子,正是一笔交易。如同所有交易一样,这种交易也不能不服从某种市场规则。

在古代,有几人有资格给帝王面子?面子成了“稀缺商品”,依据市场规则,帝王岂能不给高价钱?这就毫不足怪,中国帝王都是天底下最慷慨的施主。只是,他们可不会施给普通的百姓、无足轻重的臣子,因为这些人手中没有什么面子可换。只有对世家贵胄、学界巨子、境外藩王——总之,只有对有能力广泛传播帝王德行,因而给帝王带来面子的人,才配得到帝王的丰厚赏赐。尤其是对外国君主的赠予,从来就不惜代价。如果某个朝鲜国王给中国皇帝进贡值1万,皇帝至少会报以2万的赠予或者赏赐。注意!这仍然是一笔等价交易:朝鲜国王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与竭力颂扬,无论是当面的还是事后的,都给皇帝以很大的面子,其价值岂不值1万?

这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汉朝皇帝之对匈奴单于,唐朝皇帝之对突厥可汗,宋朝皇帝之对西夏国王,乾隆皇帝之对英使马嘎尔尼,会那样慷慨输送利益:白银、绸绢、物品、美女等等。当然,这些付出亦可能用于购买和平,例如汉初及宋代就是如此。但即使是很强势的中国皇帝也同样毫不吝惜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那个夺了侄儿皇位的永乐大帝,他竟派了郑和的船队到“西洋”去撒钱去了;沿途每个接受中国皇帝御赐银印的君主,都得到大笔赏钱及各种礼物,这笔花费总共有多少,不知永乐自己是否算过账。郑和的万里远航几乎一无所获,但给永乐收获了面子,那个面子之大可非同一般,迄今人们依然感到与有荣焉。今天的国人,或许还是觉得永乐真的赚了!

义利之间

古代帝王撒钱换面子,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,朝廷也毫不讳言。例如,郑和下西洋就明言要“示中国富强”,就是要这个面子,并非去为某个根本没关系的外域君主排忧解难。直言为己而非为人,也算是可贵的坦诚,总比说“无私援助”好。

古人的这种坦诚,也被现代人所继承,只是表达方式已有所不同:今天不再直说“弘扬国威”,而是说“扩大影响”。

在现代中国,影响是一个无比重要的词,其使用频度之大,远非其他词可比。表彰某人的优秀事迹,说其“造成了很好的影响”;在非洲做了一个工程,说“有国际影响”;发了一个卫星,说“有世界影响”;某人犯罪,说“造成恶劣影响”,等等。总之,与什么收益、利润、福利增进、技术改良等所有“实惠”性的东西比较,影响绝对是第一位的。影响究竟是什么?其实它没有什么神秘,面子而已!

无论是“弘扬国威”还是“扩大影响”,在国人心中都是很崇高的举动了。但在理论家看来,就还不够精炼概括。于是有更深邃的人出来加以提炼,表达成一个韵味无穷的字:义!这就真正达到了“三纲五常”的高度,再没有人敢有半个字的妄议了。于是,用大白话表达的“争面子”,就变成了“义举”。在现代语境中,义就是正义、道义、崇高、人心所向;总之,占有至上的道德高地。“义”的天然对立面就是“利”,即利益、实利等等所有实惠性的东西。国学的老祖宗早就说过,在义面前,利是不屑一顾的东西。诸侯以国事请教于孟老夫子,孟子总答以“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。有了圣人的支持,古今“行义弃利”者岂不理直气壮?

与这些高不可攀的义利之说比较起来,现实中的义与利的选择,就远没有这样光鲜了。近年来资讯发达,国人多少听到我们在国外的一些义举,其滋味实在是五味杂陈。

中国援建马其顿的学校落成了,那些等待着“希望小学”的中国乡村孩子,实在没什么心情与马其顿孩子一起庆贺。马其顿远在欧洲,虽然算不上富裕,但还不至于比甘肃、青海更穷吧?你对中国穷苦乡村的孩子,究竟是讲义还是讲利呢?

中国给几乎每个非洲国家建了体育馆,而且都比国内的体育馆漂亮,以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不胜感慨:“中国最好的体育馆在非洲!”将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,当然是很高的义。但对于那些盼望漂亮体育馆的中国老百姓来说,究竟是不利还是不义?

人们肯定还记得慈禧太后的那句名言:量中华之物力,结与国之欢心。让他人欢心,或许是“利他”的义举;但也顾及自己的物力,还不至于全然没有利的考量。现代的一些义举就完全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了。2010—2012年间,中国外援总额893亿,其中无偿援助323亿,不知决策者是否想到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?中国的对外政府投资项目,最让全世界的人长见识。整整宣传了50年的坦赞铁路,花费金钱无数,至今货客两缺,年年亏损,资不抵债,面临破产。但用“算政治账”一句话,竟将这些“向利之言”全部清去!只是不知,在“政治账”上究竟进项几何?

不做例外

在当今世界,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,尤其是大国,不可能一毛不拔。因此,对外撒钱总是难免的事。以为“唯有中国真心援助他国,西方则只顾剥削他人”,实在是对世界毫无了解的无知想象。

不过,对外撒钱也有某些国际共识,其主要点是:

首先应严格区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,后者不可算入外援之内。在多少年中,我们根本不注重两者的区别,甚至可能有意混淆,以扩大外援的成绩。

外援不仅不应回避利,而且应将利作为重要准绳,这包括如下方面:必须顾及自身国力,不能明显损害本国利益;更应审视受援国的偿还能力,且考虑到援助对于受援国的实际利益,不应以“不干涉内政”为由置之不顾;完全可以考虑本国连带的合法利益,等等。

外援应纳入法治轨道。首先,援助项目应有法律依据,且得到民意机构的批准,而不是某位强人能随心所欲地撒钱,尤其不能搞成某种政治运动。援助项目应以契约形式管理,对契约的承诺与兑现都在法律的监管之下。在法治面前,什么传统友谊、老朋友的信任、革命情谊之类的高调都应让路;领导人个人的担保或者口头承诺,尤其害莫大焉。

外援可以附带条件,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带条件的援助!至少,你总不能援助存心反对你的人吧。否则,我们就该在1979年之后,一如既往,仍然将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!当然,有什么条件通常心照不宣;也不妨直接写在协议中。不懂得可以合法地提出适当条件,那是无知;若明明附带条件却一直否认,那就是伪善!

对外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,它以赢利为目的。这种“利”完全合法,如果以图利为耻,不仅十分无知,而且是对出资者,即股权人(对公司投资)或纳税人(对政府投资)的背叛!

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,一些人似乎闻所未闻,仍然抱着那些不合时宜的老生常谈不放;或者并不反对国际惯例,只是不当一回事,我行我素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那样频繁地创造奇迹,让全世界震惊。至于是否得罪中国老百姓,那根本就不是考虑的因素!

我们在委内瑞拉大把撒钱,自2006年以来借贷总额达510亿美元;2015年又签订了2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。撒钱时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偿还能力与偿还意愿,现在看来多半是血本无归。至于古巴、津巴布韦这类铁杆朋友,欠下中国的巨款,中国自己大概也不好意思提了。如此不在乎中国纳税人的利益,也实在够惊人了。

中国—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,决定投入460亿美元;几乎同时宣布的对非洲投资600亿美元。如此大手笔,是否经过仔细论证,是否走了人大批准程序,小民们一概不知。当然,论证、批准都不过是走过场,但走走过场让人们留下印象也好啊。今天叫得最响的“一带一路”,已在且还将撒钱无数,几乎是全国一拥而上,成了一场政治运动。决策者当然不必面对任何问责;但他们也不必面对历史吗?

这些事实表明,我们这里的确有一些人,根本不打算将全世界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当一回事。这样一来,他们就认定自己是例外了。例外必为另类。另类可能出类拔萃,也可能自毁前程。历史经验表明不太可能是前者,因此还是不做例外的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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