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向自由?

4개월 전

如果有人告诉你:中国社会一直都在走向自由!想必你只是哼哼鼻子:这有什么好说的,世界各国莫不如此,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嘛。但是,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:中国人的自由实际上在不断倒退!那么你很可能会真正勃然大怒:怎么?你在胡说八道吧!历史不断进步才合乎常理,怎么可能倒退呢?

那么,中国社会的自由究竟是进还是退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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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生活的自由

中国固然没有出过像卢梭、密尔这样的自由思想家,但不可能没有自由观念、自由理想、自由追求。实际上,对自由的赏识与向往,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;庄子的一篇《逍遥游》,就足以让你相信古人认知与欣赏自由的超凡想象力。

如果没有对于自由的思考与追求,哪来如此海阔天空的美丽想象?对于天地宇宙、人类动植、生生死死、往返周游,你能想得那样远那样多吗?

以庄子的神来神往来推断古人的自由,或许过于浪漫。但至少能肯定,上古人的社会生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自由。那远不是一个禁锢的社会,无论居住、游乐、交友、旅行、拜师、授徒等等,人们都有广泛的选择空间;来自社会或自然的约束,并不是那样坚不可摧。

如果没有一定的居住自由,列国间哪来那样大的人口流动?如果没有充分的旅行自由,孔孟之徒如何得以周游列国?如果没有适度的婚恋自由,《诗经》中哪来那样多涉及男欢女爱的诗篇?如果没有相当的游乐自由,古籍中哪来那样多关于娱乐、游戏的记载?

可以想象,与阴郁的中世纪比较,上古时代人们的脸舒展得多,笑口常开的可能性也大得多。

唯一不可高估的,似乎是古代自由人的多寡。

据说,上古是“奴隶社会”,奴隶当然不可能有多少自由。“奴隶社会”之说,该由历史学家去考定,且不说它。但大体上能肯定:那时的奴隶并不像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多,这可以考古发掘为证。此外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说明,那些并非奴隶的人们,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自由。

幸而,我们对上古时代不可能了解得太多太细;否则,后人不能不更加悲哀——上古人曾享有的那样多自由后来哪去了?

后世人有多少居住自由?集结在山西洪洞县著名大槐树下的那些移民;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大规模移民中,辗转入川的两湖人、江西人(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的祖先);因现代大型水利工程而搬迁的无数人——他们都是自愿的吗?有谁关心他们的居住自由呢?

后世人有充分的旅行自由吗?仅仅“父母在不远游”这条戒律,就足以将大多数中国人困死在其出生地。

历代统治者对于“游民”都有高度的戒备,认为这些人是动乱之源。中国人之厌弃旅行、探险,在全世界都是突出的。否则,就不至于到了20世纪,还有陆续发现云贵川等地新风光胜地的报道,似乎数千年来,那些地方从未有人涉足!

在极左年代,“旅行自由”更是一种危险的想法,那时擅自离乡外出,是要作为“流窜犯”押解回籍的。1960年前后,兰考、信阳等地的县委书记——包括大名鼎鼎的焦裕禄——的主要职责,就是守在车站不让民众外流。你能对被截回的民众谈旅行自由吗?

现代人有充分的婚恋自由,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中世纪肯定没有这种自由;否则,就没有如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悲剧了。

在早期中国社会,寡妇再婚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;但后来这种事情就被理学家们封杀了。中国节妇牌坊之多,堪为世界奇迹,那是我们先人光荣的丰碑,还是耻辱的记录?将所有残酷的礼教约束都归罪于孔夫子,固然省事,却不合事实。实际上,孔夫子时代的礼教约束,是远远少于后世人的。孔子本人就是由其父母的浪漫“野合”而生,孔圣人谴责过他的父母吗?

极大地限制了妇女自由的缠脚恶习,一直延续到20世纪,实在是中华文明的奇迹。对于这种陋习,千年以前的古人是一无所知的。这表现出一种进步还是倒退?

经济自由

经济自由包括置产、经营、交易等等的自由。在这些方面,古今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。如果不是这样,我们也不至于错失参与近代产业革命的机会。此处所要强调的是:在某些方面的经济自由,实际上经历了断断续续的倒退。

自古以来的格言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并不意味着,法定的土地所有权都属于帝王。在分封制时代,土地所有权是分散的,这给土地的流动留出了空间。秦始皇彻底的国有化政策,结束了土地的流动。其后两千余年,土地国有化始终是王朝的主要冲动。随着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每一波交替,经济自由亦出现相应的反复。

在古代,农业以外的主要产业是制盐、冶铁、采矿等等。这些产业的私人经营权,是经济自由度的重要标尺。似乎没有证据表明,先秦时代盐铁一类的经营是官府垄断的。到汉武帝时,盐铁等的国营还是私营,成了引发激烈政争的问题,著名的《盐铁论》正是这段历史的记载。此后的历代王朝,类似的争论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。实际的财政考虑,常常导致国营的强烈倾向。在这一点上所表现的,更多的是经济自由的倒退。

与经济自由关系最大的是对商业的取向。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重农抑商,它作为历代王朝的既定国策,愈到后来愈加顽固、日益极端。

明清两代,大部分时间实行“海禁”,禁止沿海居民与外商自由贸易,甚至严禁人民出海,将沿海居民清空,实现空前的闭关。至于国内商业,永远表达为一个十分形象的汉字:!与此相应,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:士农工商。

如此贱视商业,不仅抑制了商业自由,实际上也大大约束了农业、手工业等等的自由。似乎没有证据表明,王朝时代严厉的抑商政策也存在于先秦时代。列国时代的一些成功的商人,例如越国的陶朱公、以冶铁致富的欧冶子等等,都活得有声有色。这就表明,与商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自由未免于倒退。

政治自由

与欧洲不同,像公民权、选举、议会之类的政治自由元素,不曾出现于古代中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,古代就完全不存在政治自由。实际上,古代的政治精英——起初的贵族及后来的士大夫——还是具有一定政治自由的。这主要体现在:他们可利用多种途径参与权力竞争、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属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策建议等等。

就参政的机会而言,贵族与平民的差距极大。在分封制时代,政治权力由世袭贵族所垄断。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所谓“士”,一开始完全是贵族的附庸,尚未进入权力的阶梯。

中国社会自先秦时代开始的一个潮流就是:政治权力不可阻遏地自上至下移动,直至最底层的士都获得分享权力的机会。就这一点而言,可以说政治自由处于上升通道中。在一定意义上,这是停滞沉闷的中国社会一种罕见的进步。

但是,如果考虑到几乎并行地存在的另一股潮流——政治言论空间逐渐收縮——,那么上述进步的意义,就要大打折扣。

在先秦时代,以“诸子百家”的出现为背景,贵族乃至士人所享有的政治言论自由是比较充分的,与后世严酷的言论环境相对照,尤显突出。

以孔墨之徒为代表的百家徒众,摩肩接踵奔走于诸侯之间,频频出现于各国宫廷,各逞其能,以其如簧之舌,奋力推销各自的政见。那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竞争年代,是一个政治学说百花齐放的年代,是一个不知何为政治异见的年代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开放局面,就没有诸子百家本身,没有商鞅、苏秦、张仪、韩非、李斯……。如此一来,是否还有“千古一帝”秦始皇,是否有秦皇实现的天下一统,都颇成问题。

然而,恰恰是适度的政治开放所促成的天下一统,结束了短暂的开放,从秦帝国开始进入漫长的政治黑暗时期。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之后,贵族阶级就趋于消亡;贵族所享有的政治自由,让位于皇帝的自由——如黑格尔所言,中国就是“一个人的自由”。

取代“士”的后世士大夫,主要通过科举途径进入权力。他们继承了士的政治地位,却未能继承士的言论权利。在愈来愈专制的朝堂上,极少数士大夫勇敢地行使了他们的言论权利,付出的代价往往是鲜血与头颅。在秦皇、汉武、朱元璋的御座前饮血的敢言士大夫,真实地诠释了王朝时代的政治自由。唯一的一个例外,是由草莽武夫赵匡胤开启的大宋王朝,对士大夫表现出足够的宽容;赵氏所实现的政治自由进步,即使千年之后都未能超越。然而,相对于黑暗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言,赵宋王朝不过是透出了一束短暂的亮光。

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,政治自由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,恐怕还是一个未了的问题。

思想自由

在思想领域,似乎不像政治领域那样刀光剑影,似乎应当存在较大的自由空间。其实不然。思想自由的高度缺失,恰恰是中世纪漫漫长夜的主要黑暗之所在。

如同政治领域一样,在思想领域,先秦时代也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高峰,几乎没有被后世超越。今天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文化遗产,实际上就是列国时代的先贤创造的。列国先贤们几乎独立地取得了他们的思想成就,没有当时官方太多的控制与参与。不能不说,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,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比美于古希腊的辉煌。

令人不胜惊讶的是,那些自鸣得意的现代理论家,一方面以先人们高度发达的思想遗产夸耀于世界,另一方面却完全忽略古代的思想自由环境,仿佛古代思想的辉煌,竟是鼓吹道统的先王们创立的。

随着秦始皇“焚书坑儒、以吏为师”的推行,思想自由的短暂岁月,就如同闪光般地消逝。自那时直至今天,创造了思想界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,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历代王朝对于思想自由的强势控制,甚至超过对于人身自由的控制。就是那些崛起于草莽的最无思想的帝王——朱元璋是他们的代表——也自认有资格统治天下人的头脑。正是朱元璋这类半文盲,敢于煞有介事地亲自评论古代经典,为天下读书人设定思想的规范与界线!

民间逐渐失去从事教育、著述、撰史的权利,是思想自由萎縮的主要标志。先秦时代民间办学是一种几乎未受到挑战的传统,孔夫子就是最杰出的代表。后世的帝王一方面将愈来愈崇高的荣誉加诸孔夫子,同时却大幅度压縮由孔夫子开启的民间办学权利。自设立国子监之日起,“高等教育”就完全由官方主导了。

历代民间著述固然存在;但在官方出版物——例如《贞观政要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等——的强势发行面前,民间出版物的影响力十分有限。

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著作,或许是引人注目的例外;但如果没有主要理学家——如朱熹王阳明等——的官方地位可供乘风借势,理学的命运恐怕还是一个问题。明末三杰——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——确实提供了相反的例子,他们在远离官方的环境下,完成了各自的煌煌大著。但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高度特殊性,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,并无典型意义。在司马迁之前,真正有影响力的史著都是民间的;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只能算半官方的史书。自司马迁之后,民间撰史——通常被贬称为野史——就日益成为罕见的事情。

在考虑了这诸多方面之后,你还能说,中国思想界在越来越走向自由吗?

关于自由这一论题,当然还可以谈及学术自由、文学自由、艺术自由、宗教自由等等。在这些方面,虽然未必能够断定,自由的丧失是一种确定不移的趋势;但不难说明,这些自由并非总是与时俱进,可以举出种种迂回倒退的事例。例如,从先秦时代几乎完全的学术自由,倒退到“独尊儒术”之后的学术专制,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

综合起来,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伴随着自由的进步,还是自由的倒退呢?恐怕还不好一言定论。两全的结论或许是:进步与倒退兼而有之;在很多方面,明显的倒退更加触目惊心。

我并不认为,以上结论为历史悲观论者提供了理由。因为历史并未终结于某某年,未来还很长。曾经倒退并不意味着将继续倒退。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,对于自由进步的期待,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,都有更充分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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