鹰鸽之争

2개월 전

今天,边界上出现烽火的任何预兆,都会在民间激起狂热的情绪。即使在社会精英中,所谓鹰派的声音也远远超过不受欢迎的鸽派。为鹰为鸽,真的是一种无需任何智慧的简单选择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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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智慧

在今日之中国,像“边关告急”这一类的事情,早已成为遥远的故事。然而,在现代技术时代,实际上边界离我们更近了;人们更容易想象,似乎敌人随时将出现在眼前。因此,像罗援、吴建民等人各执一词的争辩,同样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。富于联想的人,立即引进了鹰派鸽派这两个西方词汇。最接近于它们的中国词汇就是主战派主和派

出现“鹰鸽之争”的前提,当然是“战”与“和”同时成为可以考虑的选项。我相信,这样的局面自古有之。在最低的层次上,可以说,处理这种局面不过基于本能:能战则战,不能战则和。而在较高的层次上,和与战的决策须顾及复杂的因素,是需要高智慧的博弈。

在中国历史上,影响较大的鹰鸽之争有两次,它们分别关涉西汉的和亲于匈奴、南宋的求和于金国。

匈奴是一个生活于今内外蒙古一带的游牧民族,在秦汉之际逐渐强大,致使刚刚脱离战乱的汉王朝难以抗衡。起初,刘邦挟内战中大胜之威势,试图一举克平匈奴。曾出使匈奴的刘敬,颇了解匈奴的实力与谋略,知道难以取胜,竭力劝阻,激怒刘邦,被其囚禁。刘邦亲自率兵32万出征匈奴,但在白登陷入重围,只是用了陈平的计谋才得以脱险。事后,刘邦颇能反省,释放了刘敬并封他为关内侯。其后仍然边患不绝,刘敬给刘邦提出和亲之计,建议将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,指望“生子,必为太子……单于在,固为子婿;死,则外孙为单于;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!”如此算计,可说是鸽派初用智慧了。于是,刘邦遂采纳了和亲政策。

刘邦死后,吕后当权,汉朝的国势仍然不足以言战,和亲还是唯一选择。但匈奴单于也太张狂:竟想和亲到吕后头上,直接致书吕后向其求婚。汉廷自然觉得辱莫大焉。即便如此,吕后仍然不敢诉诸武力,只是婉言谢绝而已。于此足见当时匈奴的强势,朝廷竟一时没了鹰派声音。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33年,那时汉朝国力已经足够强大,不必再依靠和亲来安抚匈奴了。

南宋的求和于金国,包含着著名抗金英雄岳飞的千古冤案,因而更有故事。

北宋亡于金国后,赵构于1127年南渡临安建立了南宋。其后十多年,宋与金和战相间,宋维持了一个苟安的小朝廷。到1140年前后,南宋国力有所恢复,由“三大将”韩世忠、岳飞、张俊率领的宋军主力,在北部对金国形成强大压力。1141年,金军大举南侵,宋军全线御敌,岳飞乘势北伐,取得突破,占领郑州、洛阳,然后直抵开封。不愿意战事扩大的宋高宗赵构,急诏岳飞退兵。1142年,宋金签订“绍兴和议”,而在此之前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诛杀了岳飞。

与西汉和亲于匈奴不同,南宋内部鹰鸽两派阵势分明:岳飞、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主导鹰派;鸽派则以高宗、丞相秦桧为首,包括部分将领及大多数文官。由于苛刻的和议条款让南宋士大夫深感屈辱,且岳飞的冤狱激起普遍愤慨,和议在当时及其后都受到广泛批评,在舆论上鸽派处于明显地受谴责的地位。后世的史评更是一边倒地谴责“绍兴和议”,而协助高宗完成和议的秦桧,则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。这样一来,南宋的鹰鸽之争就成了一件延续千年的历史公案。即使从现代的观点看来,这一公案亦未必容易断案。

但不妨指出,任何理性的评判都不能回避以下几点:

鹰派主张恢复中原,鸽派主张南北分治,这两种前景究竟何者更具有现实性呢?被鹰派舆论刻意放大了的“岳家军”的胜利,其实只是局部的,并不足以扭转全局。以宋金双方实力而论,在当时恢复中原、一统江山,很少有现实性。

然而,南宋当权者完全有责任争得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和约。一味退让以致蒙受屈辱,就不能不承担历史罪责,赵构、秦桧等人都是历史罪人,赵构更是首恶;放过赵构只罪秦桧一人,完全是一种传统偏见。赵构罪在接受不合理的和约,而不在和谈本身。

岳飞受诛肯定是千古冤案。即使按当时的法律断案岳飞并非完全无辜,但也罪不至死。

在历史评价中,个人动机不是主要因素,但亦不应完全忽略。赵构为什么对求和急如星火?因为他担心,金国放回钦宗势将使他的帝位难保。这一解释似乎可信。赵构的这一担心合符情理,其本身并不卑鄙;但因此而在和谈中丧权辱国,那就卑鄙之至!

除了就事论事地厘清责任之外,要对鹰鸽双方作一整体的功罪评断,今天似乎仍难定论。

末世清流

秦桧作为汉奸被后世唾骂已近一千年。古代知名的汉奸不多;晚清的汉奸就不可胜数了:琦善、耆英、奕(严格地说此三人至多是清奸)、李鸿章……。

与“汉奸”相对立,晚清出现了一群以“清流”著称的鹰派文臣,其中最著名者是翁同龢、潘祖蔭、梁鼎芬等人。这些人有志于匡扶光绪振作朝纲,颇为愤世嫉俗,不满于清廷在列强面前步步退让,主张推行强势的对外交涉,抵制任何媚外妥协行为。

清流们的主要攻击对象,是主持和议而又屡屡输给外人的“洋务派”,例如奕、李鸿章等人,他们是清廷中的鸽派。鸽派至今还在被现代爱国者辱骂,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,是晚清一连串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。这当然也是一桩公案;比涉及岳飞、秦桧的公案更难定论。有关的争论,越来越集中于对两派人士的道德评价,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不堪、毫无头绪。

清流都是忧国忧民的正派人士啊,况且他们还拥戴着一个饱受同情的悲剧人物光绪帝。洋务派多半权势显赫、灸手可热、公私兼顾、名利双收,是一群口碑不佳的人。在道德形象上的这种区分,更掩盖了鹰鸽之争的问题实质。

在今天看来,需要厘清的是如下关键之点:

局势 首要的问题是:清朝能够不败吗?这就要看晚清年代的局势走向。李鸿章的那句名言:中国正逢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,但就是没人去想:大变局的结果,能够使古老帝国免除“洪水漫顶”吗?只是到很晚的时候,包括清流在内的人士才认识到,除非如同日本一样彻底维新,否则天朝根本无力抗拒列强。

既然旧党完全扼杀了维新的希望,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:让这个古老帝国彻底淹没于历史的波涛中。如果结局不免如此,那么鹰派的任何豪言壮语乃至英勇举动,不过是为后代留下几个感人的故事罢了。

和约 从南京条约开始,晚清年间与外邦签约无数,他们都是鹰鸽之争的焦点,尤其是清流发泄愤慨之所在,被认为是李鸿章之流卖国的现成证据。

至于现代人,则更要求回答一个问题:在当时的形势下,你能否争到一个更好的结果?如果你愿意承认现实,这种希望多半很渺茫。例如,你能改订一个不“割地、赔款、通商”的南京条约吗?如果做不到而又不认输,那就只有打下去了,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坏的和约。在这一点上的鹰鸽之争,与列宁、托洛茨基关于“布列斯特和约”的争执并无不同。

除奸 让清朝失败不断的,不就是那些卖国的鸽派吗——当时与今天的鹰派都是这样想的。例如,至今都有一种几乎无法移易的看法:倘若没有流放林则徐,或者清除像琦善这样的鸽派,鸦片战争哪能失败?同样,如果能及时清除李鸿章等人,甲午战争岂不会是另一番局面?对于这一类的结论,没有人能举出充分的理由,却促成了一种思维模式,即以“忠”与“奸”的划分来区别鹰鸽两派。可惜史实并不利于鹰派。有史家认为,林则徐的幸运恰在于,他在鸦片战争尚未真正打响之前就离开了广州;否则,他将逃不脱兵败名裂的命运。我实在看不出,面对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新型武装力量,林则徐凭什么神力去取胜。只是这一层,清流们是从不去想、也不可能想透的。

###鹰比鸽好?

像我们这样悠久的文明,不可能不留下一批历史罪人。或许,文明的进步将逐渐增进人们的理性与宽容,能够重新审视那些已经钉上耻辱柱的人,给予更客观的评价。

但有一种恰恰相反的潮流,就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罪人,其中最大的一群,就是在历代鹰鸽之争中的鸽派。一个一贯古今的倾向是:鹰比鸽好!此刻,我不能不联想到已在中国盛行了近一百年的倾向:左比右好!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?

务必排除一个可能的混淆:对一个判断的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。所谓主观评价,就是许多人主观上认为如何如何;而所谓客观评价,就是已经充分证明,事实上确实如此。两者在逻辑上的区别,应当是毫无问题的。主观评价源于对社会舆情的认同;而客观评价则源于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与研判。

首先在主观评价的意义上考虑“鹰比鸽好”这一结论。

为什么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鹰比鸽好呢?大体上有如下理由:

道德上的理由 鹰派倾向于不畏强暴、敢作敢为,具有高尚的道德形象,因而更被一般人所欣赏。与此相反,鸽派似乎显得畏首畏尾、苟且偷安,具有猥琐的道德形象,被大众所鄙视。在甲午战争期间,不愿战事扩大的李鸿章,就被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人指责为“贪生怕死”;他是否真的贪生怕死,还是心系苍生,没有人愿去细察。

趋利的理由 不排除一些人选择做鹰派有利益上的考虑:鹰派有更好的名声、更少风险,更能取悦于强势的当权者,等等。

心理上的理由 人们本能地倾向于希望看到国朝战胜异族,在群情汹汹的气氛中,很难不将愿望当成现实。因此,大多数人几乎是天然的鹰派,岂能不认为“鹰比鸽好”?

如果认可上述理由,你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,在那些不谋而合地聚集起来的人群中,往往容易爆发出鼓动激烈行为的高亢呼声。由此也能理解,“鹰比鸽好”的意见通常总占上风。

至于客观评价,就远没有如此简单,它需要基于时间、地区、历史环境等等的精细考虑,并无一以贯之的结论。例如,对于西汉初年针对匈奴的和战决策,今天恐怕没有人认为“鹰比鸽好”。如果将目光移至抗日战争时期,那时日本人就是铁定要征服中国,中日之间不再有任何回旋余地,你如何去选择当鸽派?那时的鸽派都追随汪精卫到南京去了!在那种情况下,就不只是“鹰比鸽好”,实际上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成了当然的鹰派!
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,可得出如下结论:如果着眼于主观评价,则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“鹰比鸽好”。这种看法有其道德、利益、心理上的依据,因而不无道理。但它终究不是一种理性判断,并无不容争辩的价值;只是因为它反映了某种大众心理,仍然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。如果基于客观评价,那么结论只能依事实而定,不可拘守某个一成不变的结论,当然不应一味为鹰派撑腰。

当代鹰鸽

在只容许一种声音的语境下,通常不可能有鹰鸽之分。近年来在民间舆论中,竟然鹰鸽之争火爆,不能不说是言论界的一种进步。

如果说,对于历史上的鹰鸽两派,我不愿意断然分出优劣;如果说,当代的鹰鸽两派的理据与价值仍然错综复杂,那么,我还是愿意毫不含糊地亮出如下根本结论:

在当代的国际环境下,鸽派是比鹰派更好的选择!

最主要的理由是:客观存在的世界潮流就选择了鸽派!如人们常说的,今天是一个“和平与发展”的时代,而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;总的形势在趋向缓和,局部的冲突也更容易被化解。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和平使者,而不是战争狂人。

即使面对可能发生重大冲突的不利局面,鸽派的理性、谨慎言辞,更可能扬汤止沸,化解现有的矛盾或对抗;而鹰派的激情冲动,则更可能火上浇油,激发矛盾、引发事端。对致力于稳定发展、造福国人的执政者来说,鸽派是更好的帮手,而不是搅局者。

还有一层理由未必被人注意,但十分重要:鸽派的理性、从容更有助于营造文明、睿智的社会氛围;而鹰派的过激、狂热则常常助长社会的暴戾、粗野气氛,更容易造就“用铁器砸日系车主”者,这绝非国家之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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