谄媚绝技

5개월 전

有一种人类行为,输给人以蜜糖般的清甜,却常常种下最有害的恶果——它就是谄媚。谄媚之无时不有,无处不在,人们早已司空见惯;但并未受到多少谴责。对它的反应,要么是衷心的欢迎,要么是熟视无睹的冷漠。那么,谄媚与我们每个人是利益攸关,还是不关痛痒?谄媚是文明的养料还是毒剂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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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传秘诀

谄媚固然口碑不佳,却也源远流长,早就伴随人类文明而生了。不会有人知道它起源于何时;实际上,它甚至存在于动物社会里。如若不信,不妨到动物园看看去,看猴子如何讨好猴王。

偏好学理的人一定会说:谄媚是进化的产物。一个有谄媚的(人类或动物)群体,或许更多一点内部和谐,因而更有利于群体的生存。痛恨谄媚的人则不太可能认同这种说法;但即使如此,大概也不能不承认,谄媚至少比嫉恨好吧。

谄媚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特定取向,其特征就是:

谄媚者曲意取悦于被谄者,以赢得后者的好感,从而可望收获利益的回报。

此处的关键词是取悦、利益、曲意。取悦是谄媚的直接目的;利益回报则是谄媚的最终目标;曲意则是谄媚者的行为特色,当然没有什么光彩可言。不消说,谄媚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行为。谄媚多半为磊落之人所不齿,因而在道德上具有负面形象。但也不妨说,谄媚毕竟是一种自我保存行为,至少不能列入万恶之首。

无论你如何看重祖上的荣光,在祖上的众多遗产中,谄媚就是一项,而且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项。就是说“谄媚是我们先人的祖传秘诀”,也不为过。

如果一定要我来归纳历代谄媚诀窍,那也太损人了:那岂不意味着,我本人就是精于此道之人,否则安能致此?这肯定不是我之所擅长。不过,略通文史的人,对于谄媚要诀,总能说出一二。

曲意奉承 在上位者——君王、上司、长辈、业师等等——面前,你就将能想到的赞美之词堆上去吧。当然,你心中未必认为这些赞美都切合实际,否则就无所谓“曲意”了。喜欢听悦耳之言,乃人类本能之一,谈不上是什么道德缺陷;难道你能要求人们专爱听刺耳之言吗?即使是那些堂堂君子,虽然总体上并非谄媚之人,也未必一生都无谄媚之态。

文过饰非 这本来是上位者最常用的自卫策略。但如果某个下位者善于揣摩上意,主动代其文过饰非,那就是顶级的谄媚术了,较之于曲意奉承,它所博得的上位者的欢心不知多出凡几!

逢君之恶 君主们的种种恶行:黩武、暴虐、扰民、奢侈、淫乱、徇私、荒政、悖谬、无道等等,多少得到某些忠良之士的谏诤与匡正,但更可能受到谄媚者的逢迎。在历代官修史书上,这类谄媚者被称为“奸臣”,常常成为恶政责任的主要承担者。且不说这是否公平,“逢君之恶”肯定不足取,即使从现代眼光看来也是如此。纵容秦二世乱政的赵高、向王莽献上天下祥瑞的劝进者、为唐玄宗的纵情淫乐助兴的杨氏兄弟、为宋徽宗的每一荒诞之举出谋划策的蔡京、助宋高宗诛杀忠良的秦桧、为乾隆虚耗国力的无止境巡游推波助澜的和珅、鼓励慈禧修造颐和园的满清大臣……,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。但他们的谄媚术却并未失传,至今仍为一些奸邪小人所乐用。

当代神功

今天人们哀叹不已的是,许多国粹已无人问津,以致有失传之虞。不过,谄媚术肯定不在此列,它不仅没有失传,实际上已经破纪录地发扬光大,真正成了声播海外的盖世神功。历代相传的那些谄媚绝技,例如曲意奉承、文过饰非、逢君之恶等等,今天都被推陈出新了。这方面的事例简直多不胜数,完全不难信手拈来。

林彪曾被誉为现代谄媚之首,只是后来一些秘闻曝光,在密室中他对谄媚对象竟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番说法,“谄媚之首”的桂冠就成了问题。但不管怎样,像“最高最活”、“四个伟大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之类的名言,他人依然无望超越。

地位稍次的谄媚者,也不乏惊人之言。柯庆施就公然主张,崇拜某人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!柯因此而被考虑作取代周恩来的总理人选,只因其早逝而未能如愿。一度被推为首席理论家的陈伯达也毫不示弱,1970年在庐山,他竟一口气找出数十条经典语录,用以证明维护领袖的天才地位完全名正言顺。可惜这一次他真是拍错了地方,竟让自己遭致灭顶之灾。此外,不可不提到那位桂冠诗人郭沫若,他在面对一张著名的飞机上的照片时,不禁大发诗兴,写下千古名句:“窗内窗外两个太阳”!如此神来之笔,你想窗内的太阳该有多高兴!

谈到文过饰非的功夫,恐怕还得推林彪为首。在1962年的“七千人大会”上,刘少奇的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,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无人不晓的事实,无从置辩。唯有林彪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挺身而出,断定“人祸”就是因为“没有听某某的话,没有真正领会某某的著作”。你想这种话听起来多爽!文革中全面内战,天下大乱,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谁闯下的祸;但林彪却坚称“形势就是大好,而不是小好”,“成绩最大最大最大,损失最小最小最小”。能发明这一连串马屁话,你说他不是天才?913事件之后,也没人说某某“用人失察”,却有人拿出了有“先见之明”的证据,就是那封著名的《给江青同志的信》,据说写于1966年。只是有人揭秘:那就是913之后张春桥捉刀矫制!这就留下了现代史上的一个悬案。

至于逢君之恶,那可是当时每个高官不能不具有的本领,也许彭德怀等少数呆鸟例外。1958年领袖在河北徐水说了“人民公社好”,所有高官立即跟上,以雷霆万钧之力,仅几个月工夫,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,直至覆盖天涯海角。

领袖直接肯定了亩产数万斤的“粮食高产卫星”,开始着手解决“粮食吃不完”的问题;高干们闻风而动,纷纷下乡指导高产实验田。只有李达不识相,自恃是老战友,竟敢当面质问:你出身农家,也种过田,就相信这些卫星?直使领袖勃然大怒。

领袖坚持“公共食堂好”,面对朱德等人的质疑以及饥荒开始漫延的危局,川督李井泉竟然硬扛着,就是不肯解散公共食堂,以致饿死千万川人而为千夫所指。此公在闯下大祸之后,尽管在民间声名狼藉,但在政坛上却一点事也没有,更升迁为政治局委员;直到文革乱局中面对暴民才死于非命,也算是恶有恶报吧。

求谄无已

古今事例都说明了:谄媚足以误国、祸国甚至亡国。既然祸害至此,那些社稷之臣、栋梁之才,就不能以天下为重,收敛点谄媚的功夫,振作些官场的正气?本来都是五尺男儿、堂堂君子,怎么能都学李师师,低眉下首事君王呢?就是像李鸿章,还有那个至今都被认为功高千古的现代大儒,被誉为一代名相,即使在群雄斗法的国际舞台上,也是不让他人的赳赳男子,怎么一进了宫门就没了一根硬骨,软成一滩烂泥呢?

事情一至于此,让人不能不想:或许不能全怪谄媚者,他们想必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;或许,原因恰恰就在于那个“一尊”!

君王们的求谄无已,将大多数臣下变成了谄媚者。

按理说,理智的君王不应该这样。他们为着自身的利益,为着社稷的鸿运,为着宇内的澄清,让那些铮铮贤者留在身边,岂不更好?君王们就不能让身边更多一些魏征、包拯、海瑞、彭德怀?少一些高俅、蔡京、和珅、郭沫若、李鸿忠?

然而,这都是书生之见。君王并不乐见魏征、包拯,更乐见高俅、和珅!

这样的君王都是昏君吧?并不尽然。唐太宗当然称得上是明君,他真的希望朝堂上尽是魏征吗?一个魏征已经使他够受的了。乾隆也许并非总是明君,但也算不上是昏君,而他就是喜欢和珅!

无论你信与不信,君王——无论良痞——就是喜欢谄媚者,至少喜欢在适当时候的得体的谄媚行为。在包含君臣在内的权力市场上,亦用得着一条交易法则: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。其所以无处无佞臣、无处无谄媚,就是因为有对谄媚的需求,而且是求谄无已。此处的求谄者,仅说到君王,其实任何权力者都会有对谄媚的需求,所服从的逻辑也大同小异。

有了这一层认识,你就不致将愤怒全部发泄在谄媚者身上。另一方面,全怪君王(或者上位者)就公平吗?如果以“不求谄”来要求君王,那么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君王了。实际上,即使是“求谄”的君王与“好谄”的臣下同演一台戏,仍然有避免谄媚的方法在,那就是依靠制度约束。可惜,当下恰恰缺少这个,奈之何?

谄媚祸国

谄媚者为取悦上位者,提供恰好为上位者所需的言辞或者行动,二者都可能导致祸国的严重后果。不妨以言、行分别论之。

曲意取悦上位者的言辞,多半提供虚假信息。这类信息固然能投上位者所好,但将误导上位者的判断、决策与行动,很可能导向严重的有害后果。具体来说,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:

投合上位者之意,有意虚夸形势,渲染成绩,掩盖失误,让上位者失去对形势的正确判断,因而无从作出有效决策。例如,就在大跃进失误非常严重,形势空前危急的时候,谄媚者还在领袖面前一股劲地唱高调,鼓吹“形势大好”,使那些较清醒的人不敢做声,这就拉不住那艘滑向深渊的巨舟了。

无论上位者对人和事的判断如何偏颇,谄媚者根本无意匡正,只是一意顺着上位者的意向,加剧本来就已经背离事实的偏向,使之偏向更大,判断更误,直至酿成恶果。例如,913事件之后,任何不闭目塞听且未丧尽天良的人,都不会不知道,林彪的危害是极左。但上位者持有十分怪异的逻辑,力排众议,坚称林彪就是极右!而张春桥等人则一味迎合,鼓吹批极右,调子越来越极端,致使极左狂热超越林彪,流毒全国,带来极大祸害。

谄媚者的祸国行为主要表现在:如果上位者有某种偏向,则谄媚者配合以积极的行动来加剧那种偏向,根本不顾这样做将如何祸害国家。即使在现代史上,这类事例就已够多,就不备述其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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