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负的快意

3개월 전

奥地利裔思想家哈耶克,在其有名著作《致命的自负》中,论及不恰当自负导致灾难性的负面后果,可谓触目惊心。只是,一般地应如何看待自负的问题,似乎仍然不甚了了。特别,那些让一些人不胜快意的自负,是否有什么价值?这仍然是有趣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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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的自负

个人或群体,对自己做成过什么事、能做成什么事,都可能有过高的估计,以致处于一种特别得意的精神状态,这就是所谓自负。自负更多地指高估能做成什么的能力。因此不妨说:

自负就是对自己(个人或群体)能力的高估。

古今中外,自负的事例不可胜数。不过,让人感兴趣且富有启示的事例,主要是以下情况:涉及某种一般的社会使命而非某个特殊事项;具有较深远的影响。这样两个条件,大大限制了举例的范围,但依然不乏其例。

自汉代以下,偌大一个中国实际上是由孔门弟子治理的,无论皇帝姓什么,也无论皇帝是汉人还是夷狄。因此,各朝各代的施政纲领,无论其具体表述有多大差别,都或多或少可从孔夫子的言论中找到依据。如同后世的一些救世主般的人物一样,孔夫子无疑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,或者就是一个梦想家,他的理想或者主张哪能全有现实性?用来说说当然挺不错,当真作为施政目标,就很可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。

为政者最自负的有三条:仁政、礼义、德治。三者都离不开孔夫子之教。

仁政 “仁”称得上是孔孟思想的核心。但你要在其著作中找到仁的定义,恐怕会大失所望,因为在不同的地方,会看到不同的解释。例如: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“能行五者于天下,为仁矣……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尽管说法不一,但大体意思还是明确的,即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历代帝王谁不愿被后世尊为仁君,但真正享此令名者能有几人?可见施仁政之不易,成仁君则更难。仁政之难就在于,仁与君王的现实目标多半不可得兼。君王既要立威严,就不可能对下恭;君王既要惩不法,就不可能宽;君王既要运谋用策,就不能确保取信于人,等等。君王的自负就在于,他深信自己有能力调和所有这些两难之事,既能达到所有施政目标——其中恐怕少不了一些伤天害理之事——,又不致破坏梦想中的仁君形象。

礼义 关于礼义,孔子说得最多,无需引用。其对礼要求之严,莫过于如下训戒:“非礼勿視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要真正完全做到这四条,我相信孔夫子本人也未必能。不过,未必守礼义的君王,以礼义治天下并不足怪,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古今统治者自己做不到,而又苛求于他人的事情,还少了去?但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,将治下变成礼仪之邦,那就是统治者的自负了。你会说,这有何难哉,我们中华不早就是礼仪之邦了吗?那就别天真了,那不过是说给外人听的。你只要随便翻翻《二十四史》,背礼非义之事,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什么骨肉相残、淫母夺媳,就发生在宫廷之中。有了这些丑事,还要求民间社会厉行礼义,不仅无效,简直伪善透顶了。

德治 以德治天下,从来都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国策;甚至一些想入非非的现代统治者,心血来潮时也不免做做德治的美梦。德治有两层意思,两者是完全不同的。其一指统治者洁身自好,以其良好的道德形象服人,同时也为社会树立榜样。这可以概括为以德服人,对此,孔夫子的教导甚多,如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行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“政者,正也,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这类训戒,帝王将相们未必听得进去;即使听进去了,也未必能身体力行。因此,他们中的道德模范实在不多。当然,没有哪个统治者不自夸道德高尚;但要他们预先保证信守一些严格的道德戒律,大概不会干这种自捆手脚的蠢事。因此,在这一点上,历代统治者都谈不上什么自负。

德治的另一个含义是导人以德,即统治者要求其臣民遵守道德戒律,使社会道德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。这正是历代统治者的梦想,因为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,当然也符合孔孟之道。在这一点上,孔子最突出的表述大概是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……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因为这是要求于人,而不是要求于己,说说大话就全无顾忌了。因此,在导人以德这一点上,统治者几乎都是很自负的。那么,他们的抱负能否成真呢?极少可能!这倒不是说,中国历代道德水平很低,而是说道德的高下与统治者鼓吹道德声音的大小,多半没有什么关系。

现代的自负

进入现代社会之后,人类在对于社会的认知上,已积累足够的知识与经验,对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,似乎已有较理性的认知,不至于盲目相信自己的意志力量。其实不然。现代的自负者演绎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,其中有些已经成了当代传奇。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有三个:社会工程、洗心革面、择优接班。

社会工程 不知是否是大量工程师进入政界的缘故,现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新现象:任何事项仅当缀以工程二字之后,才算得上一回事。你已听说过“马克思主义哲学工程”了吧?今天听起来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顺耳的。那个总其成的超级工程,自然就是社会工程。社会既然成为工程,那么就必然要考虑与工程有关的一切要素:规划、设计、备料、施工,等等。最首要的事情无疑是规划、设计,而这就有赖于某个设计师了。想当设计师者大有人在,无论官员或者学者队伍中都有,能否真正居设计师之位,那当然是另一回事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,这个差事该有多难——毫不夸张地说,其难度远远超过设计一艘登月飞船!你要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工程,至少得精细地设计好其中每个部件(也就是部门),也得考虑好该部件将由什么人来操作,这些操作者将由什么机构培训,部件一旦破损,将如何修理,由谁来监督、检验修理质量。还有,各个部件之间如何配合协调,如何组装;驱动整个工程运转的动力来自何处……。你不觉得,要处理好所有这些复杂事项,其难度已超过任何天才的能力吗?即便如此,还是有人觉得自己就是胜任,那种自负,普天之下,就再也无出其右了。

洗心革面 这原指有罪之人痛改前非的过程,此处用在另一个意义上,即社会对于人心的大规模改造,其目的是造就具有全新思想面貌的一代新人。当然,这是一个社会工程,而且是艰巨无比的社会工程。此工程的主导者基于这样的认识:人心本来并无污秽,只因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,沾染了自私毒素,因而不再大公无私。这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,方法有三:一曰读,即读红色书籍,尤其是读经典著作,促其悔悟,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;二曰斗,自己斗或者接受群众批斗,狠斗头脑中的私心杂念,学名叫做斗私批修;三曰炼,这是最厉害的一招,胜似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的冶炼,得实实在在吃点苦,例如到农村或边疆去干个十年八载甚至一辈子,自然会皮黑心红,再没有一点资产阶级气味了。

不像前面所说的社会工程设计,仅仅说说而已,思想改造是真正实行了的,今天稍上年纪的人,哪个没进过那个思想改造的八卦炉?如果说,使人服软听话,思想改造还是立竿见影了;至于要改造得一心向善,大公无私,那恐怕就没戏了。这件事其实很简单,不妨问一问主导这一工程的人:你自己真正心无杂念吗?答案就出来了。人的利己心是无法消灭的,社会也无需无望地去消灭利己心,只要伸张法治,约束人们的利己心,尽力培育利他心,利己心就不致为害。这本来是一个常识;挑战这种常识,也就是挑战人性。只有心比天高的人,才会想象自己能够挑战人性。但这种挑战人性之无畏,如同挑战上帝。敢挑战上帝的人,其自负之无以复加,就不必说了。

择优接班 在王朝时代不存在这一问题,儿孙接班是定了的事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,也不存在这一问题:谁接班由选举解决。唯独由伟大领袖治理的国家,才有选择接班人一说。中苏论战时的《九评》中,就专门阐述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,据说那是领袖的亲笔,可见他何等看重选择接班人这件事。在理论上,按照钦定条件严格选择接班人,而且世代延续下去,似乎真的可确保江山永固。问题是,普天之下都是凡人啊,怎么能够保证凡人的眼力万无一失呢?即使选择无可挑剔,怎么能保证被选之人在天长日久之后不发生变化呢?

最主要的是,迄今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。列宁曾有选择斯大林之意,在去世之前就意识到了选择不当,但要换马为时已晚。斯大林似乎选择了马林科夫,但此人显然不中用,没两个回合就败于赫鲁晓夫之手。中国领袖首先选了刘少奇,不满意了又不便废黜,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将其打倒;其次选了林彪,后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;接着选了王洪文,没两年就看出他不中用;最后选了华国锋,这个有点木讷的人岂可担当大任?这样的选人纪录,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属等而下之了。如此局面之下,还是自负如故,这才真正称得上英雄本色。

自负之由来

从所述的自负故事看来,自负并没有结出什么好果子。但我不想基于这些例子来立论,那将有以偏概全之嫌。还是从较一般的角度来思考。

鉴于值得自负的事项多种多样,而自负的程度又高下不一,自负的后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往好的方向看,自负接近于自信,不仅无害,简直是美德了。而在坏的极端,高度非理性的自负近于狂妄,当然没有好结果。即使属于这种情况,也还要看所涉事项的大小轻重;只有肩负重大使命,而又盲目自负,刚愎自用,一意孤行的人,才真正是莫大的祸害。

非理性自负何以频频发生呢?这有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原因。

从社会的角度看,非理性自负的根源有三。其一关乎权力者的社会目标。例如,统治者希望以既定的伦理准则规范所有人的行为,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,使其江山永固,他当然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达到这一目标。在这一点上,要他不自负,无异于要求他不相信其统治的正当性与稳固性,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其二关乎人们的利益。例如,某人职责所在,即使明知力不胜任,但绝不情愿让贤,这就不免想象,干这件事情非他莫属,除了自负之外再不会作它想。其三关乎社会的推动。如果社会上有一股强势力量将自己的利益、希望寄托在某个偶像人物身上,推动他去干某件不可能之事,那么,无论这个人是高才还是庸才,也无论他起初是自信还是不自信,在众星捧月的氛围之下,都会变得强烈自负。这种自负,与其说属于个人,还不如说属于整整一群人甚至整个社会。

从心理的角度看,首先不妨指出,对于个人来说,自负是一种正面心态,它特别令人快意甚至亢奋。“干这件事别人未必行,而我一定行!”这种感觉有多好。自负带来快意,快意又会进一步加强自负,这就加深了自负的非理性。其次,在某些情况下,个人可能刻意营造自负的心态,用以抵消或者压抑内心深处的自卑与不自信。“人家都说我干这件事不行,我偏不信,一定要做给人家看看:我就是行!”这种自负未必很快意,实际上更加重了心理的紧张,只是表面上被掩盖罢了。这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自负,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。

至于那种纯属表演的自吹自擂——在大跃进期间,这是每个人的必选动作——只能当作戏耍,根本不必列入自负之内。例如,对于那个经常将“我的朋友克林顿”一类牛皮挂在嘴边的芮成钢,你以为他真正自负能代表亚洲,那就是误判了,那不过是为捞取利益的无耻瞎吹而已。

不脱理性的自负,或者虽然非理性但无关宏旨的自负,都不是什么问题,作为某些人的个性特点,甚至不无可爱之处。至于在事关大众利益的问题上的非理性自负,则如本文所举事例表明的,风险极大,而且自负者愈快意危险愈大,值得高度警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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